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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

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

洛克在这部论著中说，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

……"换句话说，洛克将统治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

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

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

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

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观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释。

20世纪的独裁者们就是利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权辩护。

然而，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

他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

"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

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普批评了博绪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书，其理由在于，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忽视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

这一批评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

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

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

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

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谋利。

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说话才能的。

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危险的"等等。

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

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土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

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

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启蒙运动的学说不仅鼓舞了少数君主，也鼓舞了他们的一些臣民。

例如，在俄国，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于1790年发表了一部题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记》的著作。

拉季谢夫是哲人们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锐地谴责了自己国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农奴制。

同样，在哈普斯堡帝国，也可找到哲人们的许多忠实信徒。

其中有个叫杰尔杰·贝塞恩耶的贵族被普遍地称为匈牙利的伏尔泰。

18世纪末，一个叫尤莉娅·恰凯的女伯爵拥有一个有5，160卷书的藏书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书，包括了伏尔泰和卢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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