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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

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

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

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

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过诲洋。

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

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

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

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

那时，法国也已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

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

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

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

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

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

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

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

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

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

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

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

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

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

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

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

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

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

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国人的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

"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哩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o万平方哩土地和1300万人口。

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哩土地和850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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