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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

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例如：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

"这是不恰当的。

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

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

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

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

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

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

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已同欧洲其他国家取得了多种联系，即贸易的、朝廷的和外交的联系。

例如，11世纪，雅罗斯拉夫大公曾同欧洲一些主要王朝联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国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不仅是宗教争端，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蒙古人的侵入和占领，终止了俄罗斯同西方的这些联系。

基辅因地处森林和平原交界处，总是最易遭受袭击。

游牧民进攻的威胁如即将临头的危险笼罩全城，这种危险于1237年终于降临。

当时，蒙古人象他们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

除诺夫哥罗德因地处遥远的北方而幸免于难外，基辅和其他俄罗斯城市均被夷为平地。

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没剩下一个能为死者流泪的人。

'

七、第三罗马

蒙古人虽自愿撤离欧洲中部，却愿意继续留在俄罗斯。

他们在此建立了金帐汗国。

其首都萨莱地处伏尔加河折向西流的拐弯处，是伏尔加河畔的战略要地。

随后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记。

他们被迫放弃平原上的小块居留地，撒进安全僻静的森林之中。

在那里，只要他们承认蒙古大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可自行其是。

的确，大汗们颁布了某些豁免权，准许俄罗斯教会免交捐税，承认大主教对东正教的管辖权。

作为回报，俄罗斯牧师为大汗及其亲属祈祷。

大汗及其亲属虽然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徒，却欢迎这样的祈祷，因为它可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反抗。

俄罗斯人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

莫斯科远离危险的平原，位于森林深处。

莫斯科除了游牧民难以接近它外，还具有其他一些优点。

它是从第聂伯河到东北各地区的两条重要干线的交通要冲；几条来自各方的河流也都汇集于这一地区，使它能利用内河水系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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