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第5页）

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密集而遭到破坏。

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三者兼而事之。

到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见第七章第二节）。

这些发展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

殖民地用部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陶器等制成品。

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

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

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

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此外，对制造业的促进也是很大的，这可以从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深入内地，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点上看出来。

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在往返运送货物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功。

那时的货物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庞大，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运销各地，在历史上确还是第一次。

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

有位经济史学家断言："公元前6至4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

…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19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

欧洲19世纪的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

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

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

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

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

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

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

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6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

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

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

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

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

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

"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并且不感觉到受道德谴责的人。

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不过并非总是如此。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

约公元前100o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

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

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

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

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

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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